浮生杂记


赵力

 

缨是一个西化味很重的艺术家。这不仅因为她有着留学德国的学习背景,还因为她的作品也通常是以抽象性的当代性绘画风格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当看到她的这些近作的时候,我们无疑更会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的确,这些作品正在改变梁缨的创作在我们心目中的既有印象。梁缨的近作,全部用的是传统中国画的媒介,这无疑是一种艺术家的自身改变。或许在骨子里面,梁缨从来就不排斥这些传统媒介,或许亦如她的父亲黄胄先生,梁缨对于绘画媒介的认识同样在于媒介本身并非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媒介的意义只有具有了明确的创作针对性之后才能凸显出来,换句话来说就是画什么要比怎么画重要得多。

 

出人意料的是,梁缨的近期创作开始彻底偏离过去对形式观念的纯粹追求,转而回到了具体的主题和形象的塑造。这一转向很清楚地交代了画家最近的思考理路,即梁缨更关注于现实生活本身而不是超离生活之上的卓然不群。

 

事实是现实生活是如此得光怪陆离而不可捉摸,梁缨又是如何加以把握又展现于自己画面之中的呢?在创作中,梁缨并不想针对现实生活而做出某种宏观性的概括总结,也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并给予联想象征或者是暗喻讥讽,却是从自己的切身感触入手,展开其生命性的体验和情感性的抒发。

 

女性形象,是梁缨在近作中所展开描述的主角和中心。这些女性形象,通常不是美丽外表的化身,也不是风花雪月的表征,却是自我情感的投射和日常经验的反映。因此画中的女性形象,通常都和某些确定的情节和情景密不可分,由此并有效地建立起画家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当然,梁缨对于这样的描述绝非是不分主次的肆意倾诉或者是复杂无序的如实呈现,画家强调的是“我用我法”的自觉和小处入手的细腻。梁缨着眼于现实生活的繁杂无序,在其创作中进行了删繁就简,以突出题材本身的魅力和表达自身的强化,她的画面总能达到简洁明快的效果。此外,梁缨特别擅长从小处入手,这一方面增加了画面细节处理上的丰富和细腻,一方面也常常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制造出了画面的兴味生机。

 

除了单纯的女性形象之外,女性的情感世界也是梁缨关注的方面。在这些画面中,女性与女性、女性和男性、女性和周边的人物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关系,由此亦形成了画家所乐此不疲的观察角度。显然,梁缨将这些的画面表述以女性为中心而引申为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剧情的过程浓缩和情节整合,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如实地去展现或者概括出有关生活的形形色色的“宿命论”,而是根据自我的体验将现实生活剖解为一个个具有情感意义的片段切面,表达的是个人的理解和价值的命名。

 

与众不同的是梁缨作品中的幽默感,这在她有关“高跷”的系列作品中更清楚地呈现出来。事实上,幽默感对于女性艺术家而言大多并非擅长,因为幽默感的产生既需要对于某一种事物的透彻感悟,又需要凭借自己的经验底气而具备逆逻辑的智慧,因此甚至有人这样认为,幽默感是天生的赋予并非后天的努力,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生活中的梁缨虽然不属于“大智若愚”的类型,但是其大大咧咧的豁达性情或许就是她的幽默感的自然源泉。

 

梁缨的幽默,与男性画家笔下的黑色幽默或者灰色幽默有所不同,主要反映在她创作中打破陈规的痛快淋漓和率性而为的出人意表。“高跷”,虽然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但是它一般是出现在特殊的场合或者特殊的环境,但梁缨的一组关于“高跷”的作品,却是不分场合和环境地加以运用,带有明确的“混搭”的处理方式,由此也产生了那种令人忍俊不住地会心一笑。梁缨式的幽默,并非仅仅在于这样表象式的幽默,而是在诙谐之中令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荒诞不经和“当事者迷”的尴尬困境。

 

作为梁缨艺术特征的重要组成,画家笔墨之泼辣达到了不拘不束的境地。梁缨并不在乎笔墨是否中国化的讨论,在她看来笔墨的意义就在于直抒心境而并非为其所拘束,因此在她的笔墨下形象也变得呼之欲出,而画面也转而成为了自我的情绪张扬。与笔墨相一致的是梁缨对于色彩的使用,她大量运用鲜艳的色彩,也大量借助于中间色的微妙,画家也像很多前辈画家一样,将墨色既视为某种的色彩关系,又视为某种的结构关系,更视为某种的情绪关系,并与色彩结构出画面更趋变幻性的多样结论。

 

毋庸置疑,梁缨的近作是画家艺术创作的最新结论,也是她艺术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十分显见的是,这些创作已经成为了她的生活组成,而她的生活则是这些创作的背景资源。在这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之中,情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粘结剂,由此梁缨的作品也就成为了针对当下的浮生杂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