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征程远


——————赵力          

古代的中国人主要是凭借自己的经验与想象来认识世界的。他们坚信所谓的“天方地圆”,并认为自己始终处于世界的中心。“万邦来仪”的盛况成为了古代中国人的某种向往,而将广阔的世界纳入以中国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和名分所结构成的“华夷体系”和“朝贡制度”也变得如此得天经地义。然而在遥远的西方,随着15世纪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其深刻的意义不仅仅是改变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大陆、各大洋的分割孤立状态,使得世界各地从此紧密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6世纪以来的中国日益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压力,并最终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浓浓硝烟中逐渐演变为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肆意侵略的开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近代中国在国内政治腐败和外国侵略的双重打击之下已经日益疲弱,而为此痛心疾首“意欲起而振之”的仁人志士,也更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中国与西方相比全方位的落后,于是学习西法以“振兴中华”成为了普遍的共识,“出国留洋”以近距离地学习西法也就成为了现实的应对与某种的时趋。也正是在同样的背景之下,“留洋学画”也就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崭新事物。

    事实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西风东渐”,即便可以上溯至16世纪中期的明代嘉靖时期,即便在不同历史阶段又具体表现为:1、明清两代西方传教士在华的美术创作与美术活动,尤其是清代受到影响所产生的 “中西融合”的宫廷画风;2、清代晚期在广州口岸、上海口岸所盛行的“外销画”创作;3、近代中国开始出现的出国学习美术的风潮,以及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的艺术实践与艺术推动;4、民国时期外国美术家以及美术专业人士的在华创作与艺术活动,等等,然而要论及其中最具影响力、最具贡献度的则毋庸置疑地当推“留洋画学生们”的历史功绩。在肇始于19世纪末出洋取经的“留学潮”中,虽然已经出现了对西方美术的学习和引进,但是这一阶段的学习和引进仍然局限于“洋务运动”时期“将西法等同于技艺”的狭隘观念,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留学的取径则从面向欧美之外又添加了跨海东瀛的新途径,黄辅周、李叔同即是这一时期赴日学习美术中的代表人物。

    民国初立,在如蔡元培、鲁迅等人的积极推动中,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影响之下,吸引了更多的有志青年积极投身“美育救国”的洪流,也由此激发起像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高剑父、关良等一批新型的美术留学生们“引西润中”的宏大志愿。在徐悲鸿等人看来,对西方美术的学习不再停留于技艺学习的肤浅层面,而是逐渐提升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追求、人文主义的倡扬与关怀,以及“救民族、救国家”的使命与责任。因此,即便他们在留学的途径上各奔东西,在取法的方向上各有所好,但是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始终不渝,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与宗旨毫无二致。

    时至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美术留学的风潮仍方兴未艾,而一批又一批“留洋画学生”的归国也构成了中国美术界的独特风景。归国后的留学生们,大多立于时代风潮的最前端,除了投身创作、参加展览之外,还纷纷组织美术团体,兴办美术院校,积极推动美术普及与新美术教育。在这一风气的引领下,更多的中国艺术家被激励,更多的年轻一代被鼓舞,西画从此扎根本土,与国画并驾齐驱,中国美术的面貌随之焕然一新。

    “中国过去的艺术代表中国过去的社会与人生,现在,民族的气运又在另一个转变的尖锐点上。看吧,中国艺术风格开始离去已经动摇的陈旧与因袭的艺术概念而大胆地走入新的境地。”1936年的吴作人如是说。而翌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的烽火,不仅锤炼了中国艺术家的人格精神,也让中国艺术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同呼吸、共患难。“抗战改变了吾人的一切观念,审美观念在中国而得无限止之开拓”,1943年的徐悲鸿是这样直面新的挑战。而更多的艺术家则不仅将“新兴艺术”同视为“民族艺术”,并且自觉地通过借鉴西方艺术,“由不同的技巧和工具材料,由不同的形式,来探讨适合于我民族性的内容与途径”。于是,“综合中西‘民族’形式的新中国艺术之创造”成为了艺术家创作的新原则,而“将来必有一天,会发见未经古人所走过的道路而可以表现东方簇新的艺术”则成为了艺术家致力的新方向。(吕斯百语)

    的确,在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与关注现实的风气驱使下,中国艺术家开始走出各自的象牙之塔。这不仅使他们更贴近生活,催生出自然天性的真情流露,进而摆脱传统范式的羁绊而探求更具生命力的创作启示,与此同时对民族传统和经典文化的亲身体悟,也激发了艺术家由衷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力。由此,“民族形式的活用,不仅使那些囫囵吞枣的欧化行色有所沉淀”,(徐悲鸿语)而且这一取径既成为了中国艺术精神积极再生的象征,也使得“西风东渐”在抗日的烽火中,以“西风东变”的转向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凤凰涅槃”,而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事。而中国画坛从“西风东变”的转向到“西风东变”的真正落实,也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在满怀激情地迎接新时代的过程中,中国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民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的重大课题,而“是否能发展我们的民族特色,实质是首先要问一个画家是否具有自己民族的艺术因素在内”。(董希文语)于是,“个人风格和民族风格都是在高度水平的基础上发挥”就成为艺术家在新时代所致力的方向,也成为了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新中国美术的重要基础。(吴作人语)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徐悲鸿、林风眠、吴作人、吴冠中等,他们的艺术创作既反映了中西兼容、多元开放的个性面貌,也反映出“西风东变”在“笔墨当随时代”的新形势下的整体气质和锐意拓展。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确立既具有国际当代文化视野又接续本土文化传统资源的创作价值观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因此,20世纪前辈艺术家的真知灼见和丰富个案也逐渐转换为当代艺术创作宝贵的思想资源。身处当代艺术展示交流中心798艺术区的艺凯旋艺术空间,在今天适逢其时地推出名为"西臻艺幕"的大型展览,其目的不仅是向这些20世纪前辈艺术家表达致敬和推崇,更是力图通过这样的展览展示,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的内在理路和时代环境,并对于当代艺术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次的参展作品来自画家遗属和国内外重要收藏家之手,包括了李铁夫、胡根天、颜文樑、汪亚尘、徐悲鸿、方君璧、关良、林风眠、倪贻德、吴大羽、周碧初、庞薰琹、秦宣夫、朱沅芷、黃顯之丶胡善餘丶林達川、沙耆丶涂克丶朱德群、趙無极丶吳冠中等精品佳作,作品材质涵盖了油画、素描、速写、水彩等多种品类,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美术馆级"的集中展示,这在当下的确是非常难得的机缘。展览同期还出版展览画册,也为当下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展开研究的视觉依据。

    从参展作品来看,李铁夫、徐悲鸿、颜文樑、古根天、方君璧、秦宣夫、黄显之等人的创作,既有东方传统的概括简练,又不失西画造型的写实与准确。作品往往以写意性的笔法笔触来勾勒出豪放的气势,讲求色彩的变化与趣味,又融会了西画的写实功底,反映了画家对东方传统艺术精神的深刻领会,更将其拓展为现代性的视觉结构,使得绘画呈现一种强烈的空间感和视觉张力。

    林风眠、倪贻德、庞薰琹、关良、朱沅芷等人的创作,试图以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加以切入。尤其是在林风眠的作品中,东方艺术创作赖以生存的线条被抽去了“笔墨”的特质,在淡化了传统笔墨观念的同时,林风眠的创作却开启了对于诸如形式、材料以及视觉性的关注,成为了中国画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例证。

    而在周碧初、胡善餘、林达川、涂克的笔下,真实反映了他们紧随时代精神的创作观念,而在创作方法上,大多采取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手法相贯通,既重视客观对象的基本特点,又进行合理的想象、夸张与渲染,形成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将清新的生活气息与灵动的艺术表达相融会,将民族传统画法与西画的色彩、构图、透视相兼容的独特面貌。

    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的艺术,始终在感性与理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他们看来,艺术与社会之间、艺术家与审美对象之间,从来就不是一般的再现与描述关系,必须通过形式的提炼与升华,从而表达出艺术家对于自然的审美敏感和对于艺术的形式敏感。在另一方面,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的创作也在东西方之间探求某种智慧的均衡,而顽强探索个性化、现代化、东方化的艺术新方向,遂构成了各自艺术的持续拓展而不断彰显的独特气质。

    时至今日,20世纪艺术大师的身影已渐渐远去,20世纪的“西风东渐”亦成为了充满艰辛的历史印迹和人们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然而中国艺术的发展之路却仍是当下的话题,也仍是当代中国艺术家未完成的使命。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这些作品奉献给大家的意义或许也在于此:记住过去,就是为了开创未来;纪念过去,就是为了走得更高更远。筚路蓝缕征程远,无限风光在巅峰!是以为记。